@金姿妏吴静：《数字人文是“人文”的失语吗——重审数字人文中“人文”的角色与价值》

Cm::

这篇写得还挺清楚的，用了比较多哲学概念，但读起来也能看懂。整篇大意是反思数字人文研究，期待一个能用数字人文解决真正的人文问题的新范式。
文章似乎把使用 AI 这一类研究都算进广义的数字人文研究了，但暂时还没发现有太多把生成式 AI 当成主要研究方法的人文研究，现在主要还是用数理统计模型为多。如果只是聊聊天那种的辅助性参与，算不上“”数字人文研究“”吧。也许算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不过道理是这个道理，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人文问题。

摘要

数字人文并不等同于数字技术在人文研究中的简单应用。尽管以数据和算法为基础的技术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文研究的丰富性，并为文本解读提供了多样视角，但这种方法也忽略了文本生成过程中的“社会性”特质，从而以形式客观性遮蔽了文本内部真正的问题意识和人文研究“面向时代问题”的品格。面对数字技术对人类思维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人文研究提问方式的整体性重塑，数字人文的研究路径需要从技术中轴转向“问题”中轴，批判性地反思数字技术在人文研究中的泛化使用和数字时代技术对事实的反向校准，并对单纯以使用技术为目的的数字人文研究保持审慎的态度。同时，数字人文还需要超越技术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理解模式，充分借助数字技术的拓展性力量，进一步形成数字人文研究的“总问题”，并构建一个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数字人文研究新范式。

引言

数字人文旨在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大帐篷”式的人文学术研究范式。
但是，潜藏着可视化、可计算性等技术原则反向“规训”人文研究价值取向的巨大风险。对数字技术的非反思性的理解和使用有可能导致技术主义无节制蔓延，引发人文研究更大范围内的“失语”。

如果在关于数字人文方法论的思考中，无法“承认数字人文的阐释本质，并通过可操作的批评性环节的介入，来唤醒一种针对工具本身的反思和解释”，那么，所谓的数字人文研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格为工具理性主义的注脚。
另一方面，尽管数字技术在数理统计能力上具有明显优势，但在面对社会现实中复杂灵活的情境式问题时，却无法在结构化数据和固定算法框架之外真正形成更具开放性的多样化响应空间。

因此，必须对数字技术及其与人文研究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效果进行反思，从而发展出更具价值的数字人文研究图式，这也正是将哲学批判性思维引入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一、超越对数字人文的工具性窄化

1.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的问世引发了知识生产、个体生存、社会正义等问题的隐忧，但现已改变了人们的实践活动，尤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
数字人文的前身：“人文计算”，旨在将量化研究方法引入传统人文学科的质性研究中，通过数据化提取文献资料和利用算法赋予数据意义。“计算”作为一种知识的过程性生成方式，成为人文研究中发现问题和诠释问题的核心路径。

2. 技术介入的争议

以绘画艺术创作为例：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讨论了技术复制对原作艺术灵性的影响，AI时代艺术领域的剧变更具戏剧性，如《太空歌剧院》事件。
远读方法
- 弗朗科·莫莱蒂提出的“远读”概念【弗朗科·莫莱蒂 (Franco Moretti)《关于世界文学的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 “远读”至少能够有效解决传统“细读”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文本量难题，细读往往只关注被普遍承认的经典作品，而忽略非经典作品和小众作品；二是原创性难题，传统细读过程中研究者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二手性”研究成果的影响，从而与文本本身相去甚远。
- 但量化分析模式排除了文本生成过程中的“社会性”特质。文本成为一个静止的研究对象，而非问题生成的动态情境。
症候阅读
- 真正的人文研究，不是以“去人”的方式实现所谓的客观性，而是研究者以亲历、沉浸和反思的方式去触及问题本身，这也正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将“症候阅读”作为一种具有知识生产意义的批判性阅读方式进行考察的原因。
- 文本的完整性并不完全表现为言说出的内容，症候阅读的目的是使理论研究在面对文本时，远离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直接读法。
- 结构化了的算法和数据分析此时只能以一种表面化的客观性来展示词频间的关系，作者的灵活变动、文本间的语境差异等内容此时只能是被遮蔽掉的“主观经验性要素”
总结
- 无论是面对ChatGPT在学术研究中的矛盾使用,还是对AI以“僭越”的姿态取代艺术家的主体性角色、强势介入艺术创作的哀叹，抑或“远读”方法对传统文本解读模式的冲击，都映射出技术时代人文研究所面临的整体性困惑。
- 整体来看，数字人文正视了技术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并以技术的深度介入促使广义的人文研究发生了整体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数字人文研究的确表现出明显的“数字第一性”特质，这导致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窄化。
- 这种窄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分依赖数字技术对现实世界的建模和解读，而忽略了现实问题的情境性和复杂性；二是人文研究所观照的对象不再是真实的社会现实，而是经过数字技术加工的“数字化现实”，这种建立在纯粹技术性之上的方法无法触及人文研究的真实问题

二、“坐在泰坦尼克上的人文”：技术重构下的人文挑战

1. 数字技术对人文研究的冲击

英语专业式微：内森·海勒在《纽约客》杂志的文章中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人文学科式微的原因，包括经济形势变化、市场需求转变等。
技术体系构成社会现实：数字技术搭建的技术体系构成了数字时代最广泛和深刻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

2. 数字对人文的影响

数字技术对人类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曾借用“复杂的简单问题”“无条理的复杂性问题”和“条理化的复杂性问题”三个概念
- 智能技术的本质在于用规则系统取代直观判断，人类的思维方式也深受算法相关性逻辑的影响，思考过程更多地表现为相关性之间的推演，而非因果关系的判断。
- 技术由外在向内在的不断转变，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和思维过程的改变，并进而直接影响到人类在数字时代的提问方式，即从对“是什么”的断定转向对“为什么”的追问。
  - 是什么：指向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属性，确定性
  - 为什么：基于相关性，不寻求固定答案，呈现思考过程的生成式思维模式
- 面对这一转变，人文研究已经无法提供固定答案来解读变化着的复杂现实世界，批判性的思考和追问正在构成人文研究解释数字化现实的核心方法论。

沃伦·韦弗三类科学问题📔

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1948年的《科学与复杂性》一文中，将科学问题分为三类：

简单性问题（涉及少数变量，如经典物理学定律）；
无组织的复杂性问题（涉及大量变量但无必要联系，可用统计学方法简化，如理想气体）；
有组织的复杂性问题（变量数量多且存在强非线性关联，如生物系统、经济系统，需跨学科方法和计算技术）。

他提出，工业时代科学已解决前两类问题，而后工业时代需聚焦第三类问题。这一分类体现了从还原论到系统科学的范式转变，并为复杂性研究奠定了基础。不同文献对术语的翻译略有差异（如“无条理”对应“无组织”或“无序”），但核心内涵一致。

数字技术重构了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
- 在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体系中，知识生产方式正面临着一个关键转向：从系统性的身内思维向节点性的链接思维转换。
- 知识和认知中心化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的知识生产方式潜存着知识和认知中心化的风险，人类知识被符号化封存。
  - 生成式人工智能只是通过学习预训练数据库并借助概率计算来预测人类语言文本的表达逻辑，这不过是人类已有的集体知识数据化后在单一界面上的反映，并不具备理解、记忆、推理、规划等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
  - 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对知识的生成和理解，是一种将人类知识进行符号化封存的行为。这种生成建立在固定的数据训练和算法秩序之上，与人类自身在与经验世界和理性抽象世界互动基础上所形成的开放性生成具有本质差异。
- 其底层逻辑所代表的，更像是一种具有连续性和明确价值指向的社会性规范。通过广泛的下游应用的落地，带有特定倾向的技术无意识会借助技术的外衣弥散于整个社会之中。
技术直接带来了人文研究提问方式的改变
-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问偏好上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讨好性。
  - 当数字人文将技术的使用作为研究的第一性原则时，技术的刚性逻辑不仅无法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无法形成对原有问题的有效回答。
- 面对技术无意识的全面铺陈，“人文”需要转变为一种直面复杂现实本身的“问题式”（Problematic，或译为“总问题”）。这一概念所表征的正是数字人文观察方式与提问方式的变化：我们应当如何提问（追问）？真实的提问意味着建立在客观历史环境之上的真实思考，而非借由某种先验结构中的预设所生成的“现成的上手”。
总结
- 技术话语（或专家体系）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之一，正在将人本主义逻辑中经验性的、变化性的、柔性的内在维度偷换为技术理性主义逻辑的对立面———非理性产物。这一转变直接将人文主义置于技术之外的“第二逻辑”位置。

三、从技术中轴到“问题”中轴：面向AGI时代的数字人文破局之路

1. 技术中轴到问题中轴

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技术所表现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工具性范畴，成为一种关于人和社会的普遍性存在方式。技术逐渐成为人的“自我”的另一种形式。
技术中轴的风险：单一的技术中轴理解模式潜存着工具理性主义风险，无法充分架构和解读数字时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特质。
- 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数字技术中立客观的“神话”叙事可能导致巨大的技术实践风险；二是对数字技术落地秉持的非反思性态度可能会诱发不可控的社会风险。
- 单一的技术中轴理解模式已经无法充分架构和解读数字时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特质，社会系统的运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依靠的是技术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合力。这种对合力的关注，不仅引入了更多关注现实问题的维度，而且也意味着对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多元的“元问题”的追问。

中轴理论💡

“中轴原理”由丹尼尔·贝尔提出，是分析社会结构的核心方法论，其核心在于通过选择特定视角（中轴）解释社会变迁，强调趋中性而非因果关系。它允许研究者从多元角度（如技术、经济、文化等）切入社会分析，避免单一决定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以财产关系为中轴，韦伯以政治统治形式为中轴，而后工业社会则以技术-经济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工业、后工业三个阶段。
趋中性是丹尼尔·贝尔“中轴原理”中的核心概念，指在分析社会结构时，以某一关键要素（中轴）为逻辑中心，将其他社会现象围绕其展开解释的思维方式。它并非揭示因果关系（即“A导致B”），而是强调通过选择特定视角（中轴）对社会复杂现象进行组织性、系统性解读。因果关系关注“原因→结果”的线性链条（如“技术发展导致社会变革”），而趋中性关注如何以某一要素为焦点，统合社会现象的逻辑关联。
中轴原理的独特性体现在：
1）动态性——中轴可随问题意识转换而“旋转”，如从财产关系转为生产技术时，苏联与美国可被归类为同一工业社会；
2）互补性——不同中轴图式可并行，揭示社会复杂性的不同侧面；
3）条件性——在特定中轴框架内逻辑自洽，但拒绝绝对化，承认不同中轴的相对解释力。
后工业社会中，理论知识成为革新与政策制定的核心中轴，取代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凸显知识经济的基础地位。这一方法论突破了传统因果决定论，为理解信息时代的社会变迁提供了范式转换。

2. 数字人文的新范式

首先，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反思数字技术在人文研究中的泛化使用，以及数字时代技术对事实的反向校准现象，对那些单纯地以使用技术为目的的数字人文研究保持审慎的态度。
- 数字工具→脱离具体情景的抽象工具逻辑
- 算法作为一种外在的权利结构对数据（以及背后的现实情境）进行整体性布控，这不仅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权力结构，还预示着一种可能的技术权威社会。
其次，除了反思数字技术作为工具的内在逻辑，数字人文还必须借助数字技术的拓展性力量来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和实现更彻底的演进。
- 数字人文研究的技术主义趋势：大多数项目确实没有推翻传统意义上的预设，也没有产生完全新的叙述，只是在量化方面确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内容
- 当“数字人文大帐篷”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赋予学者探索的自由时，也可能转移了学者们研究的注意力。
- 特拉斯提出，“窥视大帐篷内部”是比简单定义“数字人文大帐篷”更有意义的事情。她所强调的“窥视”意在呼唤人文研究者重新建立数字与人文研究之间的合理关系，避免技术对人文研究的绝对统治。这一思路的核心目的是在数字人文研究过程中强调对真实问题的关注，对复杂社会性问题进行非线性、非结构化和柔性的思考，并对问题本身形成有效追问与反思。
最后，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需要超越技术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在发现问题与诠释问题之间重新建立起一个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
- 数字人文研究需要在计算思维之外，重新关注人文研究中“问题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哲学批判性思维。
- 批判思维与形式逻辑不同，它关注的核心是思维的内容，而不仅是形式。这在分析哲学与批判哲学的区别中，表现为批判哲学所关注的现实真实性。
- 人文批判的价值和力量成为技术逻辑之外的关键反思性力量。将批判性思维引入数字人文研究，不仅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中要对数字技术的介入方式和量化实践结果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技术问题对人文问题的遮蔽和取代，还强调了数字技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交互问题同样是数字人文必须关注的议题。

四、结语

为了远离这种技术崇拜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支配和控制，必须将批判性反思纳入数字人文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一方面，要重新激活技术的“自反性”，对可能存在的“技术反向校准事实”风险予以省察，并以批判性思维为工具，甄别任何借助数字技术将人抽象或驯化为数据、机器、芯片等工具的权力形式；另一方面，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时，要超越技术与人文的二元对立，面向真实问题的形成过程，在技术逻辑的引导之外，对复杂社会性问题展开非线性、非结构化和柔性的思考，形成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数字人文研究新范式。